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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宪法作出重要论述，对做好宪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国家法治上的最高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就开始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总章程进行探索和实践。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文献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等，在局部地区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和《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这些重要实践和思想理论成果，对新中国国家制度、宪法制度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宪法性文献，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伟大历史变革，确立了新型国家制度和宪法制度的基本架构、根本原则和活动准则，为新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我国现行宪法，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需要，于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1982年宪法确立的许多重要制度、原则和规则，都源于1954年宪法和1949年共同纲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的继承、完善和发展。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先后五次对1982年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出必要的修正。五次宪法修改，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体现和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发展成果。通过宪法修改，我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国家法治上的最高体现就是宪法。只有紧密结合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的光辉历史和辉煌成就，才能深刻认识我国宪法形成和发展的政治基础、社会条件、制度原理、重大原则和实践内涵。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有力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宪法制度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突出位置，高度重视发挥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用，推动宪法制度实践创新和与时俱进，取得一系列新成效新经验。

　　一是通过完备的法律保证宪法实施。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是宪法实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任务，也是保证宪法实施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式。例如，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既以宪法为立法依据，又将宪法有关所有权、财产权、继承权、平等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婚姻家庭等规定通过立法予以实施。

　　二是通过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方面工作实施宪法确定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是我国宪法的重要使命。新时代国家各项事业和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宪法原则、宪法要求、宪法精神的充分彰显，同时也是宪法得到有效实施的生动体现。

　　三是设立国家宪法日。为增强全社会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作出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通过国家宪法日，集中开展宪法宣传教育，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推动宪法全面贯彻实施。

　　四是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作出相关决定，2018年进行修订并在修宪时写入宪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宪法宣誓誓词，集中体现了国家工作人员对祖国对人民应有的忠诚、担当和庄严承诺，具有重要教育和激励意义。

　　五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有关制度。宪法中有一些规定具有直接实施、直接适用的性质。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2019年先后两次依据宪法有关规定作出关于对部分服刑罪犯实施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六是根据宪法精神作出创制性安排。例如，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精神和有关法律原则，对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采取创制性办法，及时妥善处理拉票贿选案，保证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常运行和履职。

　　七是通过宪法修正案。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推动我国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宪法保障。

　　八是运用宪法精神凝聚立法共识。例如，201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过程中，对如何理解和把握“英雄烈士”的含义有不同意见，有关法制工作机构根据宪法序言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精神提出研究意见，后来取得广泛共识。

　　九是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履行相关职责中注重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如制定监察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等决定时，有关方面都进行了合宪性审查，遵循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作出适当处理。

　　十是在备案审查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妥善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例如，2018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有关法制工作机构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适时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意见。又如，2021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有的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教育条例等法规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有关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后提出了处理意见。上述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

　　十一是创制性运用宪法制度和宪法规定应对治国理政中遇到的重大风险挑战。例如，2020年和2021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修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些都是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举措，也是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的具有重要宪制意义的新制度安排，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十二是对宪法有关规定的含义提出解释性研究意见。例如，2019年，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过程中，开展立法合宪性问题研究，认为宪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含义已发生演进和延伸，并已成为普遍适用的法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立法，是宪法有效实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又如，202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过程中，开展修法合宪性问题研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修正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中提出，我国宪法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指向性与方向性相统一，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涵盖不同时期实行的生育政策；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落实新生育政策，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更好发挥宪法作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神。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宪法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时间越久远，事业越发展，我们就越加感受到宪法的力量。

　　——我国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制定和实施宪法，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

　　——宪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讲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同西方所谓“宪政”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就是要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是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要原则，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更好发挥宪法作用的任务要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把宪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依据，总结我国宪法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宪法性惯例、宪制性做法，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更好发挥宪法作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党和国家各机关各组织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积极履行宪法职责。坚持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相统一，按照宪法的规定做宪法所要求做的事情，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不断对法律体系建设提出新需求，法律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加以完善。”更好发挥宪法作用，必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通过完备的法律保证和推动宪法全面实施、有效实施。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深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坚持立改废释纂并举，丰富立法形式；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三）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自觉履行宪法使命，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一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二是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采取务实管用方式方法积极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说明有关情况，提出研究意见，努力实现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三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有关方面拟出台的法规规章、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如何实施、如何适用的，都应当事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确保同宪法规定、宪法精神相符合。四是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所有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出台后都要依法依规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建立健全党委、人大、政府、军队间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实行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有关机关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合宪性问题的，应当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或者依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五是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四）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共同确定、共同实施，是我国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本质特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巩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行政主导，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沈春耀)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